序一

独坐青灯下　潜心话辽商

刘福龙的《辽商》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辽宁关于开拓辽商文化建设的好事，为我们扩大商业文化的研究和新辽商文化建设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和睿智的思维，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整理，敢于开垦新辽商这块无人涉猎的处女地，为新辽商的崛起和振兴商帮文化填补空白，我们对作者这种拓荒牛的开拓精神表示赞誉。
商帮是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它既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这个曾经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商业群体迅速崛起，又一次回到了舆论前端。中国商帮的再次复苏，不但吸引了国人的关注，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它的复兴崛起，绝不是一个名词的简单复活，而是被时代赋予了更多期待和承载更多的希望。
自明清以来，在我国商帮的历史记载中，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赫赫有名的"十大商帮"是当时民营资本的最强代表，他们的传奇故事或不凡经历为中国商业文化历史写下重重一笔。而在改革开放上下求索背景下，过去出现过商帮的地区，出现了新徽商、新晋商、新鲁商；过去没有出现过商帮的地区，也纷纷竖起"新×商"旗帜，比如新京商、新豫商、新深商。这个沉寂了近一个世纪后的"商帮"一词再次变得合时、合势，引人关注和兴奋。
伴随新商帮的崛起的大好形势，大家又产生了一些隐忧。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商帮的历史中对于辽商从未有清晰的记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创富传奇的辽商散佚在时代风尘之中，渐渐淡去痕迹，那些开山辟路的辽商人物也因史料的匮乏，不复后人记识之中。着眼于扇动经济起飞翅膀的辽宁省，聚焦在曾荣任"共和国装备部"的中心城市沈阳，商帮之魂何在？这个现象引起辽宁乃至全国的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
人们都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辽宁是中国主要的基础产业大省，辽宁怎么会没有商帮？针对这种情况，许多辽宁的商界、政界人士在不同场合为辽商的崛起进行呼吁，更有一大批企业家希望自己在辽商的发展中担负起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使命。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对商帮文化的重视、研究，还是对于新商帮的崛起，无一不体现出社会、政府、企业对辽商发展的渴求以及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讨，复兴辽宁的"商帮文化"正在成为一股经济生活的热潮。
商帮文化和中国的商业文化、辽商商帮文化在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具有自身独特的地位。它是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儒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的融合，而辽商商帮文化也和其他商帮文化一样是从中国文化中分支出来，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是关于辽商帮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多是处于初级阶段，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辽商帮有价值的信息稀少，而有价值的思想更是寥若晨星，有的文章大有"袭人故智"之嫌，走入辽商的文化和理论研究更是难有建树。大家期待有人能够对辽商的历史进行综合性的整理，挖掘式地开拓辽商的系统文化理论，这是把横空出世的"新辽商"建设成为辽宁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绕过的里程碑。
刘福龙的《辽商》在时间维度和价值维度的交替中，把商帮文化、辽商文化融进辽商的商业思想，通过与辽宁本土商业意识的交融，而成为辽宁商业思想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让辽商的商业思想与中国不同地区商业思想的交融整合，把一些商帮的价值观显出超越竞争层面的价值，并使其成为引领人们对于商帮文化研究和前行方向的地平线，可谓献可替否，衔华佩实。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一部好的商帮研究作品首先要了解商帮的历史，对于商帮研究者来说，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对于历史的亵渎。《辽商》作者刘福龙从多个方面梳理商帮及商人和商业文化的缘起和历史贡献，使人清晰地了解商帮发展史，经过对于商帮历史资料去伪存真的解读，为我们详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对于社会的贡献。
作者刘福龙为我们打开我国商帮尘封的历史概览，悉数新形势下新商帮崛起及商帮贡献，把扶持新商帮看做是我国发展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把它上升到新高度。这是作者多年担任省政协常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积淀的厚积薄发，他从更加宽泛的角度为政府和人民在做一个宏大的提案。为我们诠释史上为何无辽商的基本原因，《辽商》不但能提出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全面论述新辽商的思想态势、地域经济特点，提出了打造新辽商特色就必须创新新辽商品牌的思维理念，这样新辽商才能崛起走向世界；他在理论论述清晰后，又提出怎样做个新辽商的实际内容，详尽地论述新商帮文化的再造、新商帮特点、商业文明与辽商帮文化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辽商商帮文化建设拿出可操作性的方法。
作者刘福龙本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传统文化古训，在话说商帮代表人物赏析、中国商帮的文化源头、各商帮成因、传统商帮衰败的历史教训等章节中，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范例，为我们解读辽商建设中的操作框架的难题，开阔革故鼎新的思维。
在对于辽商的理论研究中，刘福龙的《辽商》关于辽宁为何无商帮的核心问题给予人们令人信服的研究。
他从主观客观、横向纵向、历史现代等多方面来解答——辽宁没有形成"辽商"品牌等多方面原因。他说这是地域文化和计划经济的滞后思维造成的。其一，从历史上看，辽宁人来源成分比较复杂，既包括土著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闯关东的移民、戍边军人的家属。这些人的商品意识往往都比较差。辽宁人传统观念是不鼓励创业、经商，而提倡工作稳定，崇尚铁饭碗。
其二，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是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全省国民生产总值最高时曾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辽宁是国内产业工人的聚集地，大多是"国营企业"工人，计划经济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重工轻商的传统观念，到目前仍有不少青年认为只有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去民营企业，才去经商——而民营经济恰恰是产生"商帮"的土壤。
其三，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也养成了过去辽宁人的"惰性"，富饶的物产让人们衣食无忧、更容易满足，而辽宁人豪爽大方的特点也让他们对钱的态度不像南方人那样锱铢必较，理财能力欠缺，即使同为经商，辽宁人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做生意喜欢比大个，看谁财大气粗、谁的背景大、谁的胆子大，客观上也抑制了辽宁商帮长成参天大树。作者纵观的分析不难看出辽宁商业的前世今生，是为何辽宁无"辽商"的真谛。
《辽商》强调打造辽商需要"新定义"这是当务之急。尽早打造辽商的品牌，尽快形成品牌走向世界。
辽宁要打造新"辽商"，应遵循现代组建"商帮"的五个要求。第一，商帮必须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第二，要有支柱型产业。第三，要有标志性人物。商帮最终的形成，标志性人物的出现至关重要。第四，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可以由产业标志性人物提出，凭借他的影响力，最后形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第五，要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要形成有影响力、有凝聚力的商帮。
当下辽商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有利条件：首先是借东北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东风，可谓占天时；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辽宁商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已经形成快速高效流通的市场一体化提供的优良环境，可谓占地利；辽宁的企业家和政府都看到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是辽商的"黄金发展期"，并已形成共识，此为占人和。
对于辽商的研究和发掘十分辛苦枯燥，面对经济工作的压力，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还是停留在"商帮"是否仍然是一个有待存疑的概念，没有从理论上拿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其命题的真实性。社会上也有些关于商帮的通俗读物，通常只是聚焦于历史掌故、挣钱手段这样的浅俗趣味和技术分析，而没有把握商帮文化寻根的主题，始终难以落实为有品质的学术成果，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和哲学意识的思想范畴深刻的理论剖析始终难以见及。
但这样的学术思考和理论建设，恐远非通俗写家及民间商人所能胜任，当前真正需要的，恐怕还是《辽商》这样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辽商》以"商帮"为由头所进行的文化寻根的努力，其背后仍然是有其人文意义和研究价值。对于这样的学术研究将会给研究者带来时间上的占用，幸运的是，总会有像刘福龙这样的人愿意去追寻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名姓和身影。
当《辽商》的书稿摆在我们的面前时，有志于商帮文化研究者感到久违的开心。至少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刘福龙不辞辛劳，去挑战无人问津又几乎无利可图的课题。书稿阅尽，可以看出《辽商》是本严肃的书。作为解读中国商帮历史的读物，作者的立意深刻而端庄，而非泛泛而谈。我们从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着力点在于梳理中国商帮兴衰的脉络，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中国新商帮的兴起原因，在对于商帮文化、商业文化及传统商帮文化的传承、当代新商帮的崛起、新商帮未来发展走势等问题，深入浅出的剖析解读令人耳目一新，刘福龙所著《辽商》令人印象深刻。作此文是为序。

　　　　　　　　　　　　　　　　　　　　　　　　　　　　　　　　　　　辽宁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
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部长
2012年8月


序二

应运而生的《辽商》

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公所、会馆为联络计议之所的既亲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我国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扮演着最不可忽视的角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因为有了成熟的民营经济，才进一步催生了商帮的复兴。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著名的"十大商帮"，改革开放以来，又崛起了浙商、苏商、京商、闽商等新的商帮代表。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辽宁，相对于闪耀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显得有些落后，但经过多年的打拼和历练，一批发迹于草根坎坷之间的辽籍民营企业渐成燎原之势，以开放大气、包容达观、善于学习、乐于接受、注重人文关怀为精神特质的"新辽商"正在悄然崛起，他们和各地的商界精英同台竞争，交相辉映。
刘福龙先生作为万雄集团董事局主席、万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就是这样一位新辽商。近二十年来的创业之路使万雄集团在我国钢铁营销行业里，顺势而上，逆势而搏，脱颖而出，为民营企业钢铁营销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坚持"通过机制创新把企业做活，通过管理创新把企业做实，通过理念创新把企业做强，通过连锁加盟把企业做大"的发展思路，向世界彰显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强大力量和独特智慧。
作为新辽商的一名代表，刘福龙先生经商不忘读书，用读书指导经商，被誉为"企业家中的学者，学者中的企业家"。在对大量史料进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他经过认真的思考，用通俗的语言写就了《辽商》这部书，为我们展现了近百年间中国不同商帮派别的沉浮，揭示了中国商业发展的沧桑变化，更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对辽商群体的发展和形成进行了梳理和诠释，阐述了成功商人及其群体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勇气、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自身社会责任定位等观点，探讨了祖先行商的智慧，追踪成功商人的足迹，才能把握创造财富的奥秘等经营之道。随着"新辽商"群体的不断壮大，"新辽商"文化的逐步成熟，可以说，这部《辽商》是应运而生。它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画卷，又引发了我们对"新辽商"文化的人文思考，使我们通过它对"新辽商"的美好发展前景充满期望。
省工商联作为全省非公经济人士和世界各地辽宁籍商人的家，已经确立了培育新辽商文化、整合新辽商资源、促进新辽商发展的新的工作思路，并将在沈阳建设"世界辽商总部"，在新的时代为广大辽商提供最高效最优质的服务。我们希望更多优秀辽商不断涌现，使"新辽商"这一群体越来越强大，更好地服务家乡、报效祖国。
我们把《辽商》推荐给大家，期待大家仔细品味《辽商》，进一步了解"辽商"。
辽宁省工商联主席
辽宁省总商会会长
2012年8月


目　录　

序一　独坐青灯下　潜心话辽商／孙远良
序二　应运而生的《辽商》／杨冠兴
作者简介
第一章　中国商帮概况
一、商人与商帮概况／1
● 商帮溯源／1
● 史上鲜见辽商记载／6
● 商帮的地域文化和商帮理念／7
二、史上十大商帮／9
● 十大商帮／10
● 晋商文化／12
● 晋商文化的历史价值／13
● 明清的晋商特质／16
● 徽商／20
● 徽商产生的条件／21
● 粤商／22
● 粤商历史／23
● 明清粤商的崛起／25
● 闽商——福建商帮／26
● 陕西商帮／28
● 陕商的崛起／28
● 山东商帮／33
● 宁波商帮／34
● 龙游商帮／34
● 洞庭商帮／35
● 江西商帮／36
● 感悟商帮文化／36
三、正在崛起的新商帮／37
● 中国五大新商帮／38
● 南北商圈各不同／39
第二章　商帮史
一、商帮成因／41
二、商帮定义／42
三、商帮特征／47
四、商帮局限／48
●"亦盗亦商"犯禁式的经营观念／49
●"粪土式"的资金出路／53
● 商帮的政治追求／57
五、商帮文化源头／63
六、商帮与商业文化／66
第三章　新商帮崛起
一、新商帮崛起的积极效应／68
● 新商帮概念／69
● 再造之路／71
二、新商帮的分布及其特点／80
● 打造商帮新文化／83
● 新商帮中的企业家要有公益心／88
三、增强新商帮的素质／90
第四章　商帮文化
一、商业文明与商帮文化／93
二 传统商帮文化精华／97
● 新商帮文化概念／98
● 商帮文化是指导企业家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准则／100
● 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商帮发展的竞争法宝／100
三、商帮文化的建设原则／101
四、企业文化的建立／104
● 企业文化概念／105
●"老板从政"是中国社会的进步／107
● 商帮老板从政有利于革新弊病／108
● 新商帮企业家的政治思维／110
● 警惕商帮企业文化的误区／111
● 把握新商帮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113
● 新商帮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115
● 新商帮企业文化的建设／117
● 新商帮企业文化的建设对策／119
五、企业文化的仪容——视觉形象／120
六、国学与新商帮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121
第五章　商帮的兴衰
一、商帮兴衰的历史教训／127
● 商帮的兴旺回顾／127
● 商帮经营理念精华／130
● 晋商的商业智慧／133
● 晋商的制度创新和建设／136
● 人才的选拔与培养／136
● 内部管理体制／137
● 晋商注重"以义制利"的企业文化／138
● 以诚信为经营之本／138
● 传统商帮的衰败／139
二、商帮衰亡缩影——"日升昌"票号／142
三、浅析中国商帮衰落的原因／146
第六章　新辽商概览
一、辽商史话／149
● 辽商的形成概念／152
● 辽商的历史前缘／152
● 辽商的辉煌岁月／158
● 历史悠久的辽东马市／159
二、辽商品牌／162
三、辽商之短／171
● 有商无帮／173
第七章　新辽商地域经济特点
一、老树着花发新枝／179
● 新老商帮差异／180
● 辽商商帮的成长经历／181
二、新辽商的发展节点／182
● 兴奋期／183
● 成长期／184
● 辽商的典型代表／190
● 第一代辽商商帮背后的辛酸／193
三、辽商商帮的历史记忆／197
四、从沈阳商会发展史窥见辽商百年发展脉络／199
● 根据奉天劝业道的指令，奉天商务总会成立／199
● 奉天商务总会旧址至今保存完好／199
第八章　新辽商建设
一、辽商的政治思想建设／203
● 讲政治是新辽商的必修课／203
● 新辽商品质修养／206
● 新辽商特质／208
二、新商帮的组织建设／209
● 从构建商帮与商会做起／209
● 商会的历史贡献／212
三、工商联是新商帮的坚强后盾／214
第九章　新辽商发展展望
一、新辽商的发展机遇／233
● 区位优势／234
● 环境优势／236
● 自然资源优势／237
● 政府支持／237
● 政策优势／239
● 辽商创新品牌／241
二、发展新辽商　塑造新形象／243
● 新辽商要做新儒商／244
● "儒商"的定义／245
三、新儒商文化的特点／248
● 新儒商特征／251
● 商人与儒商精神／253
● 勇于整合，善于整合，聚集强势／254
第十章　商帮代表人物撷英
一、坚毅与博大——陶朱公范蠡／258
二、冒险与投机——吕不韦／261
三、豪爽与逞强——沈万三／263
四、精细与阴柔——胡雪岩／267
五、大度与谨慎——李鸿章／271
六、圆滑与急切——盛宣怀／276
七、反判与狂逸——张謇／277
八、豪爽与精明——乔贵发／282
九、顽强与忠勇——郑和／285
十、太极与刚正——荣氏家族／290
后　记／294


第一章
中国商帮概况

一、商人与商帮概况

当下论著热议商业文化和商人，皆谓之以"商帮"，或称某某商帮，研究各个具体商帮的论著也层出不穷。然而"商帮"之名何时开始出现，"商帮"之名由何而来，似乎说法颇多，大多依样画葫芦。大家都是依据1988年各地学者们在芜湖讨论撰写的《中国十大商帮》为蓝本，当时商定"商帮"的定义："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这个定义一直是大家公认的并大量引用。商帮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费神费时，没有效益，一般人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从未见系统论述。作为探讨"商帮"的企业家，我感到应该先从历史研究开始，先明商帮其意，再究其未来；希望通过自己的粗浅研究，达到论述各地商帮的活动范围和经营内容及其特点的目的，为商帮的发展作出点滴贡献。经过20年的学习积累，通过互联网查到许多珍贵资料，收获不小。我们要了解研究商帮的产生就要追其历史渊源。为此我打开自己近百万字的资料和学习笔记，今略加整理，作考述讨论如下，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有志于商帮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不吝赐教。
● 商帮溯源
中国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司马迁在他的千古绝唱《史记》中，就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大商人范蠡、计然、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寡妇清等人，并为他们专门立传，称为《货殖列传》。然而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从司马迁所记的大商人，直到元代的著名海商朱清、张碹辈，类皆如此；或者是特殊族群，如元代的色目商人。宋元时期也只有某地商人某某，地域后必有人名，专指某商人。直到元代，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可谓有商而无帮。
追溯商帮历史我们看到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纲有纲首、纲纪，负责指挥、管理贸易中的相关事务。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是地域商人在经商地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中采用的"纲运法"，由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资占得运盐"窝本"，结纲承运固定地区的定额盐斤，都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到清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福建的其他行业，也是"纲"、"帮"不分，纲即帮，视为当然。"商帮"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盐运中出现后，并没有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普遍称号。直到清末，文献记载称"商帮"或某某商帮的其实并不常见，而通常只称"帮"或某某帮。在清代中后期，中文文献将地域商人群体称为"帮"或"客帮"者就较为多见。
据史料考证，首先直接将地域商人集团称为"商帮"的似乎是日本人。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在成书于1907年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中，不仅列举了汉口按行业而分的著名的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州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及皮行八大行，还有"汉口在住各商帮取引高比较表"，明确提到"商帮"，表中列举了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河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江南及宁波帮、山东及北清商、潮帮广帮及香港帮、汉帮、湖北帮，并对"帮"作了解释，称所谓帮是同乡的商人相结合而成的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在汉口，有名的商帮是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江西福建帮等。这些商帮唯一的商业机关是所谓会馆及公所。1907年出版的由东亚同文书院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也提到"商帮"，在介绍汉口的外地商人时称"在汉口的商帮"。在解释会馆公所时则称："会馆、公所者，为商帮所设立，即为该商帮之机关也。夫所谓帮者，由同业联络而成，举董事数人，立定规则，以执行其商务。如上海宁波商人必入宁波帮，湖南商人必入湖南帮是也。又如汉口茶业六帮公所，为广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所成立，凡在汉口之茶商，殆合为一帮云。"惟该书解释"帮"仅称由同业组成，而由其所举例子来看，实应包括同地域商人。因此，晚清时人的所谓商帮，是指同地域或同行业商人的联合体。
据民国四年出版的《汉口小志》称："行之外，又有所谓帮者，皆同乡商人相结合而成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在汉口，著名者为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广帮、宁波帮等。是等商帮为唯一之商业机关，各有会馆公所。"《汉口小志》所谓"商帮"，显然沿用的是日本人的说法。这是关于商帮记载的说法之一。
所以直到清末，中文文献中才有"商帮"字样。宣统二年，天津的福建、广州、潮州三帮商人在呈文中一再自称"商帮"，如谓"商帮等从不见买客一面"、"一若以商帮为远客"、"商帮素推其殷实"，等等。这是目前所知地域商人自称为商帮的最早记载。
各地人经商的风格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经商风俗、习惯和作风。中国商人从一形成就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这是由于历史上曾形成过十大帮派，翻开中国的地图，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商帮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整个分布地域呈新月形状。对商帮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商人或者说商业有什么价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已经远离我们的商帮？我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我们能从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形成和发展的治理中学到很多东西。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国的商人更是各显身手，在经商过程中奇招百出，经商方式竞相斗艳，表现出新一代"新经济人"的特色。在这样一个大经济时代，做生意，驰骋商海是时代的主旋律。从宏观的角度说要振兴民族经济，实现我们的强国梦；从微观的角度说，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尽可能积累财富，实现物质文明。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传统的商业文化，研究商人，研究商帮。
要了解商帮，首先要了解组成商帮的基础——商人。什么是商人？
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把买卖人称作"商人"，把做买卖这个行为称作"经商"。做买卖的行业叫做"商业"，市场上用来交换的物品叫做"商品"，做买卖的叫做"商人"。为什么凡是与买卖有关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来，这与我国的商朝有着直接关系，据互联网记载，"商人"就是从"商族人"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其实"商人"，古已有之，韩非子在他的《五蠹》中将工商之民称为"五蠹"之一，"蠹"是贬义的，把商人当作是社会的蛀虫。他们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一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在整个《二十四史》中没有单独为商人立传，只是在《食货志》、《货殖列传》中提到一些商人。
对于商人说法很多。"商人"一词的起源与一个很久远的朝代——商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族人的祖先契，由于跟随大禹治水，功不可没，被封到商这个地方。也就是古代的商族。
传说早在4000年前，帝喾次妃简狄，因吃玄鸟而生阏（yān）伯，故《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阏伯便是商的始祖。阏伯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上"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的记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剩余，于是王亥便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称他们为"商人"。从此"商人"一词作为"买卖人"的代称一直沿袭至今。
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比西方国家进入商业社会晚了近一个世纪，但中国商业其实早在奴隶制时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经产生。在商朝繁盛时期，一部分商族人经常到周边民族地区开始农贸产品互换方式，因此，在外族人心目中，做买卖的就是商族人。商朝灭亡后，商族人做买卖的就更多了，虽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买卖人已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却习惯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
还有一种说法，人们把做贩运贸易的叫做"商"，坐售货物的叫做"贾"，即所谓"行曰商处曰贾"。到了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8年），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均见《国语•齐语》），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管子•小匡》）。
由此可见，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这些人。
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国语•齐语》），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左传》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鲁国有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代虽然是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当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这些富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所以发展到今天我们把这些商人，冠名为老板了。
在现代社会，"商人"早已摆脱了"五蠹"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但是这个自古以来的称呼却值得我们探寻究竟。在中国商业史上，殷（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看出，这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
但我们对古商帮的探寻，对古商帮文化的挖掘，确实比较迟。比方我在书中定义的辽商，它至少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但是在学术界也好，民间也罢，一直没有辽商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商帮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帮派性组织。商帮古来就有，明清时期达到全盛。晋商、徽商，包括后来被人遗忘的辽商以及现在迅速崛起的辽商，都是有史为证的。当然，商帮概念是后人的归纳与总结。
总体上说，这些归纳与总结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都不是天马行空虚构和伪造出来的，一切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当代史，人们总会用当代的眼光，根据当下的需要，去看待历史上的事情。对商帮有兴趣，直接原因是近年来中国市场行为成为普遍现象，商人大量崛起，商业成为社会主业之一。商帮文化，也是后人根据历史上商人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当下发生许多困惑。怎么解决这些困惑？人们自然想到历史，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打开现实之门的钥匙。
例如辽商的存在，就不被人们认识。这么大的一个商帮，差点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翻遍国内所有史料，都没有辽商的明显出处。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传统商帮依赖地缘与血缘，以封建宗法制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地域文化，辽商却不注重地缘与血缘关系，喜欢单打独斗，习惯于守家在业小富即安满足现状。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帮的品牌。我认为这是造成辽商帮未被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宗法观念已经消亡，但地域文化依然存在。同一个地方出生、生活的人，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相同或者相似，这是很自然的。地域文化不同，各地商帮文化必然有很大差异。
● 史上鲜见辽商记载
史上对于辽商的记载十分少见，事实能够还原这样的现象：从清代到现代辽商没有出现是有一些具体原因的。研究商帮的历史可以发现，似乎重要商帮都产生于耕地匮乏、环境恶劣的地区，比如晋商、徽商、闽商，都是如此，简直是"穷山恶水出商人"。这样的总结成立吗？若存在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为什么穷山恶水之地往往盛产商人？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膨胀。走西口，走东口，闯关东，下南洋，都有人口膨胀的原因在内。人口膨胀与穷山恶水的共同之处，是土地已不能养活人。
我们看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最初发生工商业，原因也是穷山恶水。他们甚至连穷山恶水都没有，种不能种，住不能住，只能这里拣点宝贝，拿到另个地方交换。结果他们产生了城邦、陌生人社会背景下的公民。可见穷山恶水也并不是坏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山恶水导致人口流动，将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改变成一定程度上的陌生人社会，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宗法制的熟人社会的弊端。一个方面是商业交易产生，商人的自由，交易的平等，都给中国商业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当然，新元素也要因地、因人而异。例如当年晋商是学而优则商、徽商是商而优则仕、闽商是商而优再商。三个地方，商业文化三种形态，这就进一步造成中华文化的多元，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文化。
反观辽商就不同了，辽商满足现状，耻于言商。因为它是由地处辽宁这个物产丰富，人文背景特殊造成的。从商帮历史上看，辽宁人来源成分比较复杂，既包括土著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闯关东的移民、戍边军人的家属。这些人的商品意识往往都比较差。比如，特别是明、清两朝以来，东北的少数民族重视骑射，而忽略工商业发展，客观上抑制了商人群体形成。此外，辽宁人豪爽粗犷的性情中，传统观念是不鼓励创业、经商，儒家的"无商不奸"的思想使他们耻于言商。
另外，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也养成了过去辽宁人的"惰性"，富饶的物产让人们衣食无忧、更容易满足。北方人不像浙江、闽南、山西等地方的人，贫瘠的土地造成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还入不敷出，为拮据的经济收入而从商谋生。而北方人"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惰性思维也让他们理财能力欠缺，对钱的态度不像南方人那样锱铢必较，造成大家对以经商追求财富的方式看淡甚至鄙视。即使同为经商，辽宁人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做生意喜欢比大个，看谁财大气粗、谁的背景大、谁的胆子大，不爱挣小钱，有幻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
以东北重镇沈阳为例，清末，沈阳本土的封建军阀资本基本上用于军事和政治，很少投资到工商业，客观也抑制了辽宁工商业成长。即使在沈阳商贸最发达的清代中后期，沈阳繁华的中街上，也鲜见本地有影响的大商号形成商业气候，倒是山西、江浙、福建商人，他们在沈阳建立会馆、抱团打拼，凭雄厚的资本搞活了沈阳商业。
今天中国多有披着现代商帮旗号的某某商帮，而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帮。从商帮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之下，无论什么称谓的商帮，都是借用了自己地域特定的区域文化和资源，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且治理手段之间都内在一致，相互配合，这表明，不存在唯一有效最佳的治理模式，所有的模式都得靠商人所存在的经营环境及周边的社会文化、社会资源，靠这几方面的整合或者耦合决定其是否能形成有效的经营模式。
近年来，一批学者和企业家关于辽宁商帮的呼吁，就说明我们辽宁要重视对辽宁新商帮的研究。他们呼吁将辽宁"商帮"正式列入中国崛起的商帮中。辽商在主流商业和文化界至今是否被认可，还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们要坚持先有历史事实，再有文化挖掘，古来如此，今也亦然。以现代的视角，根据地域文化与现代商帮的标准，重新认识中国商帮，我以为这样更具合理性与现实意义。
● 商帮的地域文化和商帮理念
同一个地方出生、生活的人，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相同或者相似，这是很自然的。传统商帮依赖地缘与血缘，以封建宗法制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地域文化，我以为这是造成十大商帮走进末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宗法观念已经消亡，但地域文化依然存在，也应当存在。地域文化不同，各地商帮文化必然有很大差异。这是农耕文明渐次消亡，工业文明、信息化时代到来的必然。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导致平等、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契约关系取代人缘关系，这些对传统的商帮核心价值观都带来颠覆。
现在我们应该研究商帮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商海拼搏中游刃有余，百战不殆，永做商海中的不败者？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的老祖宗在经商的过程中给我们创造了许多经验。这包括丰富的商业文化、经商之道。在众多的历史经验中，我们要借鉴传统的商业文化的经商之道，汲取营养来完善我们当代的商业文化，我们就应该研究曾经辉煌一时的商帮文化。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受农业文明思想的影响，商人一直徘徊于社会底层，商人的成长及其队伍的壮大也是一波三折。谈起中国商帮文化，一种说法也比较接近实际，就是有的人说"商帮"最早应出现于宋朝。据考证，宋朝时，我国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开始出现"南商"、"北商"的说法，也就是按照地域把商人分成南北两个帮派。这标志着我国的商业文化群落初具雏形。
那么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商帮的成长发展呢？按照学界的观点，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出现过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第二次是在唐宋时期，第三次是在明清时期。
秦汉之际，社会上拥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说法，商人活动十分频繁，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唐宋时期，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富甲天下的大商人。
据学者研究，南宋时徽州已是"富商巨贾多往来"，徽州本地的商人也崭露头角。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城的一半，号称"祝半城"；祁门程氏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当然，与后来明清时期享誉全国的徽州商帮相比，宋代徽州商人还是分散的，资产规模也嫌单薄，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和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则最终促使了商帮的形成。明清时期，十大商帮曾雄踞华夏经济之巅。
"商帮"之称虽晚，但在经济活动中，地域商人对于商人具体的"帮"的追溯却是相当早的。清道光五年（1825），在上海的山东商人称，上海的山东茔义田是顺治年间由"关东、山东两帮"商人合建的。宣统二年（1910），在苏州的福建上杭人称，"康熙五十七年，吾乡上杭六串纸帮"，集资创建了汀州会馆。同治十年（1871），苏州烟商称，苏州烟号于"乾隆年间"建立了"公和烟帮码头"。江苏太仓刘河镇的金端表于道光十四年（1835）称，康熙开海后，刘河镇的豆石商人有山东登（州）帮、胶（州）帮，安徽徽帮，浙江海宁帮等。嘉庆二十五年（1820），四川巴县县城南帮夫头声明，"自乾隆三十六年间，在朝天门码头背运客货，因金川回兵，仲主给牌设立西、南两帮夫头，承办各文武大宪差役，各背运上下各帮货物，迄今数十载无紊"。
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行业和地域"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已有了。《广东碑刻集》所收乾隆二十四年《阖邑建造叙福公所碑》称，广东崖州陵水县叙福公所，"曾分创于陵水各帮"。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帮的记载，但未称某某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乾隆三十八年《修建徽郡会馆捐款人姓名及建馆公议合同碑》载，苏州的徽商修建会馆，其中有"涝油帮"、"蜜枣帮"、"皮纸帮"。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中的行业帮的记录。
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就较为常见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收嘉庆元年《重修江西会馆记》，捐款者中除了某地某行众商外，还有"烟箱帮众商"、"管城帮众商"。这是较早的行业和地域帮的记载。嘉庆年间湖南长沙的香店，同行为"帮"，到该地贸易而未入帮者，要捐资相助。这是较早的行业帮的记载。道光七年碑文称，上海的粮食商人有"西帮商人"、"胶帮商人"、"登帮商人"、"文莱帮商人"、"诸城帮商人"。这就是行业中的地域帮。
经过百年的繁荣发展，商帮在清末民初走向了衰落。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雄踞商帮龙头的晋商的没落，标志着中国商帮的衰败。彼时的外国商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的市场竞争力，迅速把中国的商帮挤下了中国商界的垄断地位。在外国资本的压制下，中国商帮不断丧失自己的商业阵地，并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潮流中。研究这方面商帮的历史使我们感悟很多，对于今后的新商帮及商业文化的发展都有裨益。